王阳明哲学思想 王阳明心学与其现代政治哲学的价值

王阳明哲学思想 王阳明心学与其现代政治哲学的价值

王阳明心学的现代政治价值: 一是其生命哲学走向实践哲学，将道德本体置于宇宙本体的天赋之中，事实上其哲学并未远离有为的经世致用; 二是从历史情境中入手，其哲学思想对当时及后世产生政治影响;三是对儒家内圣外王在政治方面考量，人人可为尧舜、人人可以战胜心中的善念恶念之差、人人可做到自己的内圣外王。

王阳明心学在其生前影响巨大，一方面是他心学顺应了明朝统治者的需求，便于稳定民心、巩固统治，对当时政府解决内部外部的问题都有所帮助;另一方面是王阳明倡导"有教无类"的授业解惑之道，虽然士人是他最重要的学生，但在其弟子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愚夫愚妇"，这是他哲学影响力大的主要原因。王阳明思想的形成和个人经历紧密相关，古代圣贤无不是立德立功立名。王阳明在立功方面表现突出，有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战功卓著，在长期征伐、封建社会体制摇摇欲坠中意识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朱熹也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从心的角度出发，把道德、伦理、天理内化，提出要"破心中贼"。从统治者角度来讲，若无"心中贼"，明朝统治便一劳

永逸、永世长存。王阳明并未在政治方面进行详细明确的阐述和说明，但是他对政治的影响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他的心学思想对政治的影响，从个体方面讲，离不开儒家终极理想"内圣外王";从实践角度讲，用"心"作为一个标准或者法则运用到现实政治理想上，有的学者认为难免会有些单薄。但从历史的实际出发，特别是在近现代，不仅影响了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而且对近现代政治革命走向起到了助推的作用。其自由性与实用性之间的距离关系，极具启发性，值得思考。

一、经世致用———体悟与实践并行的生命哲学

一是王阳明哲学是以"心"为体的体悟式生命哲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角度是王阳明哲学的精髓是顿悟得出的。历史上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这些宗教人物能够顿悟得出教义的真谛。王阳明顿悟到天理与人欲两者统一而非对立，这是王阳明在经历人生磨难之际，经过长时间的修行之后，不断反思，与旧思想对话，最终突破了困扰自己的瓶颈，体认和参悟生命得出的真理。有人说这是一种苦难哲学，这也是"心"学在近现代革命中能够鼓舞人斗志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王阳明的"心即理"承自陆九渊，被朱熹启蒙，用自己进行体证而得出，是一种自悟，有中国古代儒释道的影子。在这之前的明朝以朱熹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学术氛围中，王阳明深受其影响并践履之，朱熹思想影响了他，也困扰了他，他向外不得解，遂从自身向内求，终于"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而自成一家。第二个角度是从儒家出发，因为心性一直是儒家学者探求的主要对象，内圣外王则是其最根本的主张和追求目标，而在不断的衍化中，修己成了个体内圣的前提，这就使得内圣外王之道充满了个体体验性的特点。王阳明的"心"代表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仁义之理、忠君孝亲中行为的原则，这种准则和秩序存于"吾之一心"。由此，朱熹思想的格物问题得到了解决，新的思维方式解决了现实中的疑问。与"心"相对的形而下的"物"，其"理"是由"心"赋予的。王阳明说"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物"又等同于"事"。"理"在这里并非科学角度的道理、原理，而是道德角度的原理与准则，即"善"。对"物"的定义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外部世界，有时这难免会被人说是一种遁世的哲学，只存在于个人道德的精神体验之中。

二是王阳明哲学是知行合一、求理于心的实践哲学。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以"心即理"为源头从理论走向实践，寻求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即"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讲"知行本体王阳明哲学思想，即是良知良能"，"良知良能"即"心之本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1］13

在这种表述下，知与行既是践履的行为，也是践履的原则。前者是从工夫层面，后者是从道德层面，其中道德层面是王阳明论述的主要对象。不管是形而上层面的"心"和"知"，还是形而下的"行"和"物"，在王阳明这里都得到了体用不二的统一，而且内容丰富。一般而言，形而上与形而下是对立的，但是在道德层面，特别是在道德层面的知行关系中，若只是头脑中有"知"的意识是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道德过程的，同样，只有行那道德的"知"就成了泛泛空谈。一切道德、知识、理念都应该能实践，知体现在行动上，行有知的支撑，才能叫"知行合一"。因此，王阳明心学其实是一种实践哲学，这在中国古代哲学主张"修身齐家""内圣为主"的主流思想中是难得的，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哲学高度。

有生命意义的哲学有两个层面:一是内容上的意义，二是内容延伸到价值上的意义。王阳明怀有救世之心，其思想出发点是服务于政治，故能在个人体悟的道心上走向经世致用。从内容上来说，"心"的内涵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精神，"致良知"是道德先验的观点，所谓良知是人脑中与生俱来的，整个世界之理都是心中之理，是自我认知的投影，良知是认识的来源，也是是非的标准，严格地说是善恶的标准; 所谓"致良知"是达到本心良知，是对封建道德的认识; "格物"是去改正自己所思所念中与封建最高精神不一致的地方; "物"是主观意识关注的内容，是大脑中的意念。从意义上的现实政治功用上来说，这种认识客观上帮助封建统治阶级稳定了时局，确实起到了经世致用的作用; 从意义的认识论上来说，这种对物与我的认识割裂了认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体悟性与实践性会陷入自我矛盾。因为在王阳明的认识里，真理的高度不是来自对外部事物规律的认识，致知的过程不是向外求，物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的客观存在，而是要对本心中固有的良知进行自我认识，这就否认了人的认识是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感觉经验，否定了真理是实践的产物，背离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客观规律。有先验的认知，必将陷于自相矛盾，实践不会是认识的来源和前提，所以"知行合一"不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而是把知和行说为一件事，合二为一，以知为行，行是"一念发动"，忽视了行的客观性和现实意义，这带有对物的诡辩，强调了知行不能分享，只有发生行为的知才算真正的知，这是道德的情感。行虽然还有行动的意义，但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精神心理上的活动，实践的意义如果偏向内容就会缺少功用的意义。

二、"无为"的思想自由与"有为"的政治实践

了解一种学术理论，不只要回到历史情境中了解这种思想的来源，更需要了解当时社会政治力量与社会现实的博弈，看人们渴望和允许哪些理论出现，这是社会科学中强纲领的要求。王阳明提出心学思想之际，正是明朝政治动摇、人心不稳时期，程朱的思想已经不能帮助统治者维护政治稳定，而心学却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王阳明才能在当时被统治者重视，才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从明朝灭亡之后王阳明影响渐弱可以看出，心学在政治上暂时没落，王阳明也被认为是清谈误国的失败案例。这种心学与政治之间的困境，不仅仅是王阳明哲学的困境，也是当时整个形而上世界与形而下世界之间对立的困境，更不必说是一种理论走向政治哲学时的困境。那么，评判王阳明思想到底是无为的思想任性还是有为的政治功用，要看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样、他的思想追求中有没有救世价值。所以，虽然很多人认为王阳明归隐山林的行为是在自然中追求纯粹的心，但实际上，他是从有为处无为，以四两拨千金的方式展现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人文关怀和实践品格。

无为的源头从何而来呢? 是心学本身的特性所致，王阳明融摄道家佛家，注重主体的心性修养，发掘本性良知，自然而然给人一种只重体悟的思维特点。"心"本身有一定的随机性、任意性，发挥的空间就相对大一些，要么无为没有任何波澜，要么经世致用建功立业。儒家内圣外王的基础是内圣，将道德归于"心"中，把"心"定义为世界的本原、宇宙的本体、事物变化的主宰，"心"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致良知"即本心就成了道德修养、认知世界的唯一方式和途径，从而把本体、认识、伦理几个层面都统一了起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心"的自由性加上"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也可能被演绎为无为甚至有人认为是遁入空门的体现，容易让人认为是一种出世的理论。

有为的实践性从何而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王阳明身体力行，在三十多岁归本儒学之后，尽人伦、建功业王阳明哲学思想，回望人生积极有为。"心"从字面上看虽然是带有主观色彩，但实际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心"即天理，是一种绝对精神，是高度抽象概括的最高道德标准，从根本上说，是具有了神化色彩的封建统治者的共同意志。"致良知"是为了寻求与最高道德标准的统一，有积极的一面，对人的主体性进行肯定和认识，启发人从自己的思维立场出发，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2］不难看出，在道德为先的主体身上有强烈的实践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修身参悟天道终究是为了行事，动静有宜，在事上检验认知并不断改进，这是以进为退的智慧。而在实际中只重内修、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王阳明也给予批评，"为学大病在好名"［1］30，做学问不可能一蹴而就，修养自身更是要日积月累，只重内修取得虚名、华而不实终究只是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人，务实才能内圣外王，才能学以致用。"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1］25，"明明德"是《大学》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一，另有八条目是: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从这个逻辑结构可以看出，圣贤所提倡的人安身立命的出发点是修身，后而能助治国平天下之用，"三纲领"和"八条目"是内圣外王的具体表现和实现途径。在王阳明看来，没有"亲民"那"明明德"就是无为之说，就是无为甚至出世的佛老之道，这就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的重要性。仁者求理于心，天地万物与本心合为一体，做到了"心外无物"，也就做到了物我一体，无为的思想自由与有为的社会实践完美结合，社会就会有机整合为一个和谐共同体。这种思想影响了后世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士，心学对近现代思想界的影响巨大，很多重要的学术、政治界人物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在近代中华民族的重要变革时刻，王阳明心学发挥了理论武器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困境之际，寄希望于通过"心"的力量来庇护和保卫革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变革的发展，因而"心"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是近代思想家鼓舞变革的精神力量。近代思想家们也在时代实践中为"心"注入新的内容，一个个怀揣保家爱国之心，自觉担负起民族独立和复兴大业的使命，丰富和变革"心"的内涵和外延，以自由、平等的博爱之心加上个性、多维的灵动之心，从客观转向了主观，激发人的自由意志，达到理性和个性的统一，按照自我对世界的认识和对民族国家的重新认知，尊重个人、遵照大众意愿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追求幸福。

三、内圣外王———儒家终极理想的现代传承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从"内圣"到"外王"是从内在修养到外在行为，从学问到事功，从心灵到社会的一种秩序过程。正如《大学》所言: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是一种完美人格结合的表现。"内圣外王"在明代王阳明之后被赋予新的内涵，是当时儒家对个人修为的一种新的评判标准和期望目标。"内圣"注重内在的修行，"正其心、诚其意"，"格物致知"，以达到至纯的善和天赋的心，终极目标是天人合一; "外王"是从"事"上下功夫，通过行为做事达到"知行合一"，从而"治天下"。如果没有"内圣"的基础修为，在"事"的过程中就会发现事物的真理难有天道的支持，行事无实际意义，不会有作为。

1．"人人皆可以成尧舜"

"内圣"要求内有圣人之德，"外王"要求外有王者之政。二者是儒家的现实理想，也是圣人的价值评判标准，"内圣外王"是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的结合。政治与生俱来的气质就是权谋与利益的纠葛，与内圣所要求的道德层面的品质和修为似乎站在了对立面，儒家追求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追求内圣终将能外王，但历史上这二者虽然不是割裂，也是寥寥之人才能算真正的内圣外王。有一种共识就是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政治哲学，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包含着社会政治性，儒家学者亦不约而同地肩负着政治历史使命，因此，他们的哲思中虽有着纯粹的自由，却也挣脱不开政治实践的羁绊。

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与"心即理"互为一体，天理即本心即良知，做事符合天理就是符合本心，是对自我的突破，也是对学者的要求，要求人们能够追求天道并以此为己任，做到内圣外王的功夫。本心、良知是什么? 其追求的是个体的内在自我修养，修养越高，德性越高，在"事"中的功夫就越能体现，就能知行合一。这是知识分子向现代性转化的历史性使命，与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有异曲同工之处。"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外王"是"内圣"之后的目标。从字面上看，王阳明的"良知""本心"侧重的是个体的内在经验性的积累，是通过个人品质的升华达到"圣人"的境界。但从它的深层延展性来看，并不是像佛老一样向往出世，而是通过个体道德的不断积累达到"外王"的功用，终究是要通过个人的体验达到经世致用。

"人人皆可以成尧舜"，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王阳明的学生为什么会包括上至知识分子下至"愚夫愚妇"，类似于孔子的"有教无类"。他相信人的本性与良知是纯善的，是进行道德教化的前提，是对良知本体所具有的道德先验的肯定。君主"内圣外王"，则治国理政中德行与事功并重，能成为真正的贤君圣君; 士人"内圣外王"，则修身养德、践行君子德行，能成为真正的圣人; 商人"内圣外王"，追求财富与圣贤气象，能成为真正的经世济民之人，等等。各行各业，无论是处在何种社会阶层和地位的人，只要能去努力修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认识到社会规则中正确的正道的理，就能"内圣外王"，也能达到自己人生的一种成功，实现自我价值，对社会做出奉献，人生必然充满意义。这是一种淡然又奋进的价值观、人生观，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理想的信仰和人生的追求。

2．"破不善"求得圆满的意义

我们谈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思想家和学者，哪怕尊为圣人，一般都会心生不悦，认为封建的就是落后的、自私的、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实际上每个历史阶段的文人学者，他们的成就和创新的建树，都在为所处的时代创造精神财富，为推动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为后世带来不可估量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财富。"内圣外王"虽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价值追求，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两者的统一融合非常艰难又少见，倒是常常会有"内圣不外王，外王不内圣"的现象出现。为了实现真正的德性与事功的统一，把人格修养与政治实践两者有机结合，思想家们一直在努力，这种努力在今天有不可小觑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王阳明是立德立功立名的圣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仅自身的修养境界高，而且在忠君事功上有建树，成为真正"三不朽"的大儒，做到内圣与外王合二为一。其学术虽然久远，但他的学术理想不仅是要让生命充满意义，而且也希望社会因此充满价值，所以在当代依然可以大放光彩。他意识到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未使人生活更美好，从而陷入对人欲的执着，因此提出要"破心中贼"。这个"心中贼"就是对理即封建道德的异化，也可以称之为不善，是对封建统治有异议的想法，所以"致良知"的目的就是认同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制度，"知行合一"，从而维护封建统治，做到至纯至善，这在他所处的时代有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制度的维护。从其他角度去考察，良知与私欲是相对的，私欲遮蔽良知，所以朱熹的"理欲之辩"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并且举圣人之旗邀天下人，这是为了消解人们对封建统治者只为一己私利压榨百姓的不满，避免出现阶级斗争。综上而言，王阳明把封建道德外在的强制性说成是内在的自发的，人切身的精神被定义为充满意义的圆融统一的，同时不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不仅使人们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封建道德的精神束缚，而且认定在信奉这个最高的原则的前提下，在实际生活和行为中按圣人之道行事，至于至善。从百姓而言，修己成仁;从统治者而言，安百姓成君成仁，在内圣的基础上外王的行动能够实践，能够安邦治国，终而实现一个稳定和谐的共同目标。王阳明的高明之处也在此，他所讲的"心"的内容———绝对精神绝对道德，对历史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同时解构了权威的价值，用以进为退的力量解放了人性、解放了思想，又有了反抗封建专制的意味。

当然，王阳明思想带来的不都是正面的。明末清初很多人东施效颦，用政治、伦理对"心"进行改造，直接拿来成为政治学说的工具，单纯地形而上，用纯粹的概念去思辨，实用性并不高，不利于指导社会实践。这是因为当时思想家的局限性在于先天的偏见和软弱性，不能客观看待"心"的能动作用，只看到表象，认为"心"是主观的变化的模糊的神秘的。这种神秘与社会现实不相关但又能时时影响社会现实，从而极端依赖这种神秘性，单纯祈求超脱现实的灵魂慰藉。王阳明说: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3］41"外王"终究是为了让天下太平、百姓幸福，其在今天的价值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一种人格修养。"外王"的成功，必须建立在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前提下并以此为目标。领导干部应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内涵，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同时一心为民，知行合一，达成"外王"的事功。从决策者来说，追求"内圣外王"，在制度上德治与法治并行，在人的要

求上要修己以德治人。"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王阳明哲学思想，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乎"［3］80，真正做到"哀民生之多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声誉为牵绊，在困境中不仅保持自我的气节与超然，而且身先士卒，勇于担当起救世济民的责任，这是一种理想人格的体现，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当下某些当权者过度爱惜自己的羽毛，因为怕在作为中犯错而不作为，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放弃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行为，不正视个人思想中的不"善"，进行各种形式主义的粉饰，这不仅少了"内圣外王"的品格，更少了"内圣外王"的勇气和担当。王阳明哲学充满生命圆满向上的意义，每个人在细细品读之时，都应有对心自由的向往和有为的人生志向，尽人事，做最大限度的努力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

王阳明心学思想有其理论性的一面，可以称之为"知";也有其方法性的一面，可以称之为"行"。前者是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后者是从前者出发，以前者为基础创新求突破困境之路。后世有批评王阳明流于空疏的声音，但观其一生无论是其思想还是本人的治世经邦均是出于经世致用的出发点，由此可以看出其知行合一体现了他对儒家经世学说的发扬光大。王阳明追求至善亲民，事物出于良知本心，事事又皆得之于良知天理，在不可名又高深之中有着积极的入世与经世内涵，对后世的道德、实用、经世都有深远影响。在当今哲学转型、多元思想体系中来考察心学的现代价值，儒家思想亦更有开放的精神、更有对话的态度。

参考文献:

［1］王阳明全集:卷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2］王阳明全集: 卷三［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101．

［3］王阳明全集:卷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