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老子不是老聃，而是字形相混而传讹

南怀瑾老师：老子不是老聃，而是字形相混而传讹

[摘要]尽管长期以来大多数人都认为老聃就是老子，有人认为与李耳是同一个人，也有人认为不是，但事实上却存在颇多疑问。其实，如果对司马迁的记载和各种古代文献中的引述详加辨析，我们便可以发现，老子并不是老聃，而是老阳，很可能只是因为字形相混而传讹。

[关键词]老子；老聃；伯阳甫；老阳子；考辨

[中图分类号]B2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1-0023-06

关于老子到底是谁的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多种说法，也存在很多的争议。除老子是不是李耳，李耳和老聃是不是同一个人之外，尽管先秦旧籍中往往老子、老聃并称，其后多数人也都认为老子就是老聃，但也并非没有不同的意见，只是未被广泛认同而已。同时，导致有几个可能是老子或者与老子相关的人物模糊不清的原因，除了资料缺乏之外，相互之间是不是有导致混淆的某种关联，向来也说法不一。本文拟就老子是否是老聃，与李耳、伯阳父、老阳子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考索。

一老子不是老聃

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把老聃与李耳分离，认为老子就是老聃，如郭沫若先生即认为：“老子就是老聃，本是秦以前人的定论，《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都是绝好的证明。”高亨先生先在其《重订老子正诂・史记老子传笺证》中指出：“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非有二也。……周秦旧籍，若《庄》、《荀》、《韩非》、《吕览》、《礼记》、《国策》等，于孔、墨大师皆举其姓，独老子则称老聃而不称李聃，称老子而不称李子，明见老子原姓老矣。”到其晚年，又在《老子注译》前的《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中更明确的认定老子姓老名聃，而李耳是老聃的后裔，本姓老名耳，因老、李是一声的转变，所以古书写作李耳。其后，孙以楷、甄长松先生在其所著《庄子通论》中也认为“老子即老聃，姓老名聃”。又有王树民先生认为：“老聃即姓老名聃，春秋末年时人，于传统的王官之学很有造诣，所以孔子多次向之问礼。他虽然过着退隐的生活，却保持着很高的名望，受到了世人的景仰，在托古改制的风气下，便有人以他的名义著书了。”即认为老聃即老子，与李耳无关，《老子》一书是由后来黄老学派的人“冒认老聃之名，并尽量收录老聃之言论，如《天下》篇所引者即见于其书中”而作成的①。这些说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子不姓李的问题，但仍不无可议之处。因为，虽然一些先秦旧籍已视老聃为老子，但都是战国时老子行事已不清晰时的说法，并不可靠。这起码可以从七个方面提出疑问：

1.司马迁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对老子的记载，虽然引发了后人不同的理解和争议，但对李耳字聃则说得十分肯定，应该是有所依据的。而要说老子姓老名聃，与李耳之字聃偶同而误混，则不仅于史无据，于其他文献也不足征。

2.先秦文献中虽然多有称举老聃者，但是称其名还是称其号，无由肯定，同时，先秦旧籍中也多有只称老子的，尽管战国及以后诸子多老子、老聃并称，将二者视为同一人，但事实上是不是两个人也可置疑，所以也就并不能由此就得出老子姓老名聃的直接结论。

3.虽然《孔子家语・观周第十一》中有：“敬叔与(孔子)俱至周，问礼于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孔子见老聃而问焉……老子日：‘夫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以忘也。”’直指老子即老聃，也常被作为老聃就是老子的重要证据，但是不是有传误或者后来的改易也还难说。因为在《孔子家语-弟子行第十二》和《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第六十》中同记了孔子与子贡论知人之事，在评价近世贤者时，二者都论到了十一个人，所评之语也大同小异，但其中只有十个人相同，还有一个前者作老子而后者作老莱子，从所载内容基本相同来看，应该是传者不同而所记各异导致的差异，这也就说明，孔门弟子最初知道老莱子与老子就是同一人，因而在记载孔子对同一人的评语时用的名称各不相同。而在同一书中，却都找不出老聃与老莱就是同一人的任何关联或证据，所以《家语》中指老聃为老子，也就难成铁证。

4.《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载孔子严事和多次称道的人以及《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和《孔子家语・弟子行》中所载孙子所评价的人，除老子和老莱子外，其他人都在《论语》、《左传》、《国语》中有所提及，有的还并见于其中之二甚至其三，如果老子即老聃，则其名必会像其他人一样在这三部书中出现。

5.《庄子》中所载老子事，或可信或不可信，尽管其书中视老聃为老子，但《养生主》中载有“老聃死，秦佚吊之”之事，而司马迁视而不见，既不加以采用，也不辨其是非，而称老子是莫知所终，何以如此，颇有可疑。由此也可见，莫知所终的老子和寿终正寝的老聃当不是同一个人。

6.更难以说通的是，如果秦以前人都认定老子姓老名聃，则不至于到汉代即完全湮没无闻。基于此，司马迁既对老子其人不能十分肯定，而采人了当时流传的多种说法，那么即使不把老聃作为存疑传主之一，在所谓“姓李氏，名耳，字聃”之后，也必会加上“或日姓老氏，名聃”之类。即或姓老名聃之说为司马迁所不信而未加采用，汉唐间为《史记》、为《老子》作注者，亦必采摭传闻而有所反映。现在完全找不到这样的材料，也就刚好说明老子并非姓老名聃。

7.过去通常认为关尹是老子弟子，而《庄子・天下篇》有：“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于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贵。……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虽未至于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将老聃列于关尹之后，向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很可能刚好可以说明老聃不是老子。更不是关尹之师，而是在关尹之后或者原是在道家学派中地位和影响都次于关尹的人物。

基于以上七点，大约可以肯定，先秦旧籍中之既称老子，又称老聃，必是缘于误混之故。譬如《庄子》中老子与老聃并见，既有“老子日”，又有“老聃日”，要不是已经误混的结果，就是因为谈到的并不是同一个人，所引的也不是一个人的话，甚至出处并不相同，只是因为后来都收在了传世本《老子》中，后人遂误认为一人。至于《韩非子-六微》《六反》、《吕氏春秋・贵公》《当染》、《韩诗外传》和《说苑・敬慎》中所称老聃，若不是属于同一种情况，就可能是沿误的结果。

二老聃即李耳

当然，要说老聃不是老子，仅有上述理由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解决四个问题，那就是：老聃是不是实有其人?如果老聃不是老子，那他是谁?为什么先秦旧籍中会将老子、老聃混同?为什么先秦旧籍中所引老聃之语，又往往见于传世本《老子》之中?

在这四个问题中，第一个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很多先秦旧籍中都提到了老聃其人，有的还称引了老聃之语，所以毋庸置疑，老聃必有其人，只是是不 是姓老名聃，或者原本就是作老聃无误，有待考证。

第二个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认定他就是李耳，这并没有错。虽然传中只是说李耳字聃，并没有说明他何以会被称为老聃，但是司马迁既然认定李耳就是老子，在传中提到了另外两个在其前或在当时也被认为可能是老子的人物，而并没有谈到别的叫老聃的人，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了先秦文献中提到的老聃就是李耳。也就是说，在他的看法中，李耳、老聃、老子就是同一个人。而事实上，各种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也并不能为李耳之外的老聃提供佐证。尽管有老子、老聃并列，似乎在李耳之外另有一老聃，或者说有老聃而并无李耳，但这只见于把二者视为同一人的战国及以后诸子的引述，而这本身就是混淆的结果。正如前引郭沫若、高亨、孙以楷、甄长松、王树民诸先生所论，虽然似乎可以作为老聃就是姓老名聃，与李耳不是同一个人的理由，但其说都是建立在老聃即老子的基础上，如前所辨，既然前提不能成立，其结论也就站不住脚。李耳之所以被称为老聃，只有两种可能，要不是他晚年之自号广泛流行而被广为称举，就是先秦旧籍中引述的话原本就不是他说的，最初称引的也不是老聃，只是因为字形相近而后来传误，在老子混淆以后，战国及以后诸子因而将老子、老聃并称。

比较难以说清的是第三个问题，因为不仅《庄子》、《韩非子》等书中都曾老子、老聃并见，而且往往是指同一人，尤其是《礼记・曾子问》中有三次载“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日……。’”一次载“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枢就道右，止哭以听变。即明反，而后行，日礼也。’”《孔子家语・子贡问》中也两载“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执髻》篇又有：“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似乎都是亲历者所记或所传，说明孔子即称老子为老聃。《韩诗外传》有“子夏日：‘臣闻黄帝学乎大坟……仲尼学乎老聃。”又似乎可证孔门弟子也称老子为老聃。但是，这里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所载各书均晚出，成于战国甚至汉代，所载并非第一手资料；二是所称老聃未必就是老子，至少《礼记》和《孔子家语》中的未必是；三是虽然后两书的记载或是本于亲记亲闻，但不能排除传误或者沿误的可能，也就是原来并不作老聃，因为传说已经混淆，其他书籍中都作老聃，因而改易。而结合前文六个疑问的辨析可知，老子并非老聃，所以，可以肯定是混淆之故。至于是怎么混淆的，又为什么会混淆，将在下文讨论。

第四个问题取决于先秦旧籍中所引老聃之语到底是不是老聃说的，即到底是出自李耳字聃号老聃者之口，还是出自与老聃形成混淆的另一人即真正的老子之口。如果是老聃即李耳说的，就存在一个混入或者增益的问题，而如果原本就是老子说的，只是名字有混淆，那么，这些话见于传世本《老子》之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简单说清的问题，所以也放到下文再详加讨论。

三老伯阳与伯阳甫的误混

关于老子的姓氏和名、字，虽然众说纷纭，自古辩论就有很多，但有一个问题还是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史记正义》引《朱韬玉札》及葛洪《神仙传》云：“老子，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外字聃。”《史记索隐》亦称：“有本字伯阳，非正也。然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另有刘向的《列仙传》上、《文选・反招隐诗》李善注引、边韶《老子铭》都说老子字伯阳，《文心雕龙・诸子》有“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之说，而陆德明《老子道德经释文》也有“老子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人”之语。由此可见，汉唐间本有老子字伯阳或者号伯阳父的传说。现在通常都认为，正因为这最初只是出于汉代神仙家之言，因而未被《史记》采录，也不可信。但是，这种说法既然始于汉代，未必也就不是由来有自。甚至还不能排除一种可能，那就是秦汉以来一直有老子本名伯阳的传说，只是司马迁没有采信而已。可能正因为其名或字恰与西周末年的史官伯阳甫相同，于是到了西汉末年就被神仙家加以附会，从而把二者搅到了一起。又因为《史记》中已载老子姓李名耳，影响很大，所以就改而称其字伯阳或者号伯阳父。

当然，老子不是伯阳甫，不容怀疑。《史记・周本纪》载：“幽王二年，西周山川皆震。伯阳甫日：‘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必山崩。若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集解》：“韦昭曰：‘伯阳父，周大夫也。’唐固日：‘伯阳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后文“周太史儋”下《正义》：“幽王时有伯阳甫。唐固曰：‘伯阳甫，老子也。’按：幽王元年至孔子卒三百余年，孔子卒后一百二十九年，儋见秦献公。然老子当孔子时，唐固说非也。”由此可见，附会伯阳甫为老子，由来很早，而辨别其非也早。

但是，既然能够附会，或者是可以相混，就必然会有可以产生附会或者足以导致混淆的某种关联。这其间的关联是什么呢?只要稍加考索和推论就不难发现，导致二者可以附会而相混的原因，最有可能的就是二者的名或者字有相同之处，其次则是因为《史记・老子列传》中有所谓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云云，而《老子》中又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之语，与伯阳甫之言似成印证。不过，这固然可以作为认定汉代神仙家最初附会老子字伯阳或者号伯阳父的源头和证据，同时，也可以作为司马迁试图从交织混乱的材料中将二者分开却又分而不清的佐证。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关于伯阳甫的记载，采自《国语・周语上》，自然是可靠的，伯阳甫不是老子，也不容怀疑。但是，这并不能作为老子不是名或字伯阳的证据和理由。尤其是司马迁关于老子离周原因的记载，虽然简略，却能成为将其与伯阳甫混淆的原因之一，恰恰就可以作为当时已是传说纷纭，有关老子和伯阳甫的一些材料已经混淆不清，司马迁试图辩明，却又没能完全区分开来的旁证。

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可以推断，老子有可能原本名伯阳，与李耳字聃号老聃者是两个人老阳，只是因为司马迁认定后者是老子，而把其本名断定为对伯阳甫的附会，所以其真名只成了传疑之说。

四老阳子即老子

与老伯阳近似的，有《左传》中记载的老阳子。虽然相关的记载只有一条，而且本身与老子并不能建立任何联系，更不能简单而直接地确定他就是老子，但是，根据先秦称谓之例，我们既不能排除他又称老子或阳子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其本名老伯阳的可能。只是因为有关老阳子的记载，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再无相关的材料，因而无法印证而已。不过南怀瑾老师：老子不是老聃，而是字形相混而传讹， 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但间接的材料还是有的：

其一，《左传》中对于老阳子的记载见于昭公十二年，当时孔子二十二岁南怀瑾老师：老子不是老聃，而是字形相混而传讹，从各种文献中所载孔子曾向老子问礼事可知，老子与孔子同时而略长，那么，如果老子与老阳子不是同一人，也是同时人，而且同为周王朝的官吏，正如高亨先生所指出的：“老聃字伯阳，而《左传》上有老阳子，老伯阳又称老阳子，正如《左传》刘伯岔又称刘岔，其姓字如此吻合，又生在同一时代，做官于同一王朝，两人是一人，不是很可能吗?能说这是偶然的巧合吗?”这应可以作为第二种可能即老子本名老伯阳之一证。

其二，《庄子》和《吕览》中记有两个相似而又相反的故事，应可作为第一种可能之证。《庄子，山水》篇载，阳子到宋国，在旅店中听店主对其一美一丑的妻妾讲了相反评价的理由后，感慨地说：“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吕览，去尤》中则载，鲁国有一个丑人的父亲，因为“尤乎爱”，硬说美男子商咄不如他的丑子美，文后因而有“老聃则得之矣”的评论。一是阳子“去自贤”，一是鲁人“尤乎爱”，由评论而形成关联，也就恰恰说明，阳子即老子，在先秦时是有不少人认同的，只不过是将老子与老聃混淆在一起了而已。

而以这后一条与前一条高亨先生的推测进行对照，还可以看出，老伯阳与老阳子姓字相同，并不只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恰恰说明老子就是老阳子。

《左传》中关于老阳子的记载，原文为：“冬十月……甘简公无子，立其弟过，将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赂刘献公，丙申，杀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孙蝤。丁酉，杀献太子之傅庾皮之子过，杀瑕辛于市，及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从这一记载来看，似乎老阳子死于是年，且系被杀。但《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又有：“十一月辛酉，晋师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阴忌奔莒以叛。”可证阴忌并非于十四年前被杀。虽然杨伯峻先生在其《春秋左传注》中认为两阴忌只是姓名相同，并不是同一人，但高亨先生认为十二年传中的“及”为“反”之误，当时阴忌、老阳子等均未被杀，并举出了古书中“反”和“及”因字形相似而误以及《左传》中“反”字用作召回之意的例证，其说法是可信的。事实上，如果这六人与瑕辛同时被杀，那么“于市”二字当会置于句末，即“老阳子”之后。《左传》中记载涉及或参与同一事件的人，绝无以一人记出其事，再以“及”字相连列出其他诸人之例。此处作“反”字，只是说明这六人本为甘人或与甘国的成、景之族关系密切，因为仕周为大夫而居于周，在事变后被召回相助稳定局面而已。

当然，对于《左传》中的这一记载中所涉及的老阳子的身份与当年是否被杀，除了高、杨二先生的看法不同外，近代以来一直存在分歧。不过，我们只要将两种不同意见的主要论据互相比照，并进行适当的分析，就不难看出其中的是非。

认为老阳子就是老子的，主要代表就是高亨先生。

除了上述对于《左传》中记载的考辨外，高亨先生还通过对《史记・孔子世家》、《老子传》、《礼记・曾子问》、《老子铭》以及《水经注・渭水篇》关于孔子问礼于老聃、从老聃助葬及《春秋经》中昭公七年日食的记载等比较、分析后认为：“可见老聃就是老阳子。老阳子于鲁昭公十二年以前被甘悼公或甘简公所排挤逃往鲁国。鲁昭公七年老阳子正在鲁国，所以孔丘得以向他问礼，从他助葬，而遇日食，这也与《曾子问》等记载孔丘问礼的地点和时间相吻合的。”虽然对于问礼和助葬的时间、地点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的看法，高先生在后文中也仍未十分肯定老聃就是老阳子，但他的分析有一定道理，那就是老子即老阳子。唯一的不足是，因为他自始至终认定老子姓老名聃，因而未能进一步厘清迷误。

认为老阳子不是老子，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谭戒甫、李水海二先生。

先是谭戒甫先生认为：“考周有老阳子，初亦宋人，自共公东迁时奔周人仕，后殉甘悼公之难，子孙遂籍于周，疑老聃即其后也。”又说：“《左传》昭公十二年，周因甘过之难，杀了一位老阳子。尝考周世族中，并无老氏，这老阳子疑是由宋投奔的人。据杜注说：‘老阳子，周大夫，甘悼公(即过)之党。’我以为老阳子若出于宋，当是避难至周，因流寓而入仕的。若就宋国老氏的辈行说，恐怕这位老阳子还是老佐的子侄辈，亦即老莱的兄弟行或伯叔行哩。……此说可靠，则老阳子往周，略可证明。前头说过，宋共公因畏楚之强盛，迁都于相，我疑其即在初立之时；因共公九年(即成公十一年)，‘华元两盟晋楚’，大难稍纾老阳，却又无须迁都了。共公初立，老阳子年并不大；如甚寿考，当生于鲁文公中叶，则为三十余岁。那个时候他大约未随共公迁相，竞往周去了。他壮年往周，及为大夫，年已老了；不幸因党于甘族，竟至杀身。……老阳子即为周大夫，即此入了周籍。子孙在周，自无可疑。”在他看来，老阳子是宋国人，可能是宋戴公五世孙老佐的子侄辈，同时还是老莱的兄弟或者叔伯，约生于公元前615年(鲁文公中叶)前后，卒于前530年(鲁昭公十二年)，而老聃则可能是他的后人。事实上，谭先生之说至少存在三误：其一，说老阳子是宋人，还可能是老佐的子侄辈，是奔周入仕的，纯属猜测。《左传》杜注称甘简公为周卿士，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六子为周大夫，都是甘悼公之党，虽然不知其依据为何，也不能肯定其说法是否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老阳子原籍如何，也不论他是不是仕周为大夫，他与甘国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或党于甘悼公，或党于成、景之族，所以卷入了甘过之难；其二，他即使被杀了，也不是被周杀而是被甘杀；其三，《史记》载老莱子是楚国人，其他先秦文献也无他居于宋的记载，所以他不可能是老佐的兄弟或子侄。由此可知，他假设的前提并不能成立。也正因为如此，在他认定老聃就是老子的情况下，推测老聃为老阳子后人的结论也就不可能正确。

在谭先生的基础上，李水海先生提出了“很有可能老阳子就是老佐的儿子”的观点，并通过对春秋及其以前一些有“老”字之称的人进行考证，提出：“春秋以前(包括春秋)除宋国之外称‘老×’的并非氏‘老’，周世族中又无老氏，那么，说老阳子是由宋入周为仕，他是宋国老佐的儿子，当不会有大错。”进而通过对高亨先生的观点进行驳难，然后得出结论：“老聃就是老聃本人，老阳子就是老阳子本人，老聃不是老阳子。”

由上可知，谭戒甫先生假设的前提是不能成立的，自然，李水海先生的进一步推论也就失去了依据。退一步来说，即使老阳子确实是从宋国出去的，而且一直居于周，只是与甘国王室关系密切，李文认为春秋及其以前只有宋国有老氏的考辨，也不无可议之处：

首先，文中认为：“在春秋以前(包括春秋时期)，除去宋国有老氏或称‘老×’的之外，鲁国也有称‘老×’的(即‘老祁’)，楚国也有称‘老×’的(即‘老莱子’)，远古时有称‘老×’的(即‘老童’)，殷 商时有称‘老×’的(即‘老彭’)。现在只要考证出宋国之外称‘老×’的并非氏‘老’，他们的后代也不是氏‘老’(或姓‘老’)，周世族中又无老氏，那么，说老阳子是由宋入周为仕，并且他是宋老佐的儿子，理由就更充分了。”其列举本身就不充分，周有老商氏，列子师之，见《列子・黄帝篇》；有老成子，曾学幻于尹文先生，见《列子・周穆王篇》，著书十八篇，载于《汉书・艺文志》；春秋晋有老古，曾答文公问，见刘向《新序・杂事二》。如果说因为关于老古的记载晚出，且其真伪不可知，可以置而不论，那么，既然认定老聃即老子，而老聃与关尹、列子为同时人，那么老商氏与老成子就应该在考辨之列；而如果认定列子是战国时人，而将老商氏、老成子作为春秋后人，不作考辨，那么，认定与关尹、列子同时的老聃即春秋时的老子，岂不矛盾?

其次，对于老童的后裔，文中以《世本・帝系》、《大戴礼记・帝系》、《史记・楚世家》未载其后有老氏作为其后人并不氏老的依据，且不说三者对于老童的身世与后人的记载并不相同，即其所采信的《史记》，也并未全部说明其后人各支的姓氏，更不用说所涉及的只有其次子吴回一支，而其长子重黎有无后人，也和《世本》及《大戴礼记》一样并未交代。如此，又怎么能够肯定老童的后人中没有以“老”为氏的呢?《风俗通义》和《姓解》都认为老氏是老童之后，虽然举《左传》宋有老佐为证或者有误，但是，又怎么能肯定老阳子就不是老童之后呢?甘为周畿内国，地处洛阳西南，与宋相处甚远，如果老阳子确是从宋入周，为什么会与宋国人没有密切关系，却会成为甘国王室某一派之党?

再次，认定老莱子不氏老，一则认为他是氏莱，因寿考而称老，那么既然依谭戒甫先生说认为老阳子活到了八十余岁，何以不认为他氏阳而因寿考称老阳子?再则又认为他氏李，且不说春秋时并没有李姓，即到底氏莱还是氏李又莫衷一是，何可作为他不氏老的证据呢?

不过，虽然上引诸例都与老聃相关，但有一点不能不辨，那就是古人的名与字在含义上是相互关联的，或相同，或相反，聃为李耳之字，不仅《史记》有明文老阳，即从字义上来说，也可无疑义，但要说老子名聃字伯阳，则绝不可能，因为聃与阳或伯阳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解释都不可能联系到一起。由此也就可知，老聃与老阳，根本就是两个人，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老子。而从前面提到的各种先秦旧籍中都作老聃或者老子、老聃并见来看，则可知其混淆由来已久。

从上面的考证与分析可知，老子不是老聃而是老阳。至于从先秦旧籍中的各种记载和引述来看，多是老子、老聃并见，而老阳则几乎湮没不传，究其原因，大概不外乎两个：一是老阳本又作老，与老聃字形相近而误，譬如所谓孔子问老聃，与老阳葬之类，原有可能作老，后误为老聃，进而以讹传讹，就使得自《庄子》而下，战国中后期的旧籍中大多沿误；二是老聃也确有其人，即《老子传》中的李耳，而且曾与《老子》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传世的《老子》中有部分内容即为其所增益，而先秦旧籍中所引老聃之语，有的是老阳所著书中原文，也有的的确出于老聃，只因老阳归隐后事迹不详，而老聃又曾名盛一时，所以后来就混淆莫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