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形成及构成“经学”

：《易经》的形成及构成“经学”

第四节《易经》的形成及构成

“经学”是我国历史上专门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自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确立之后，“经学”就成为了我国汉朝封建社会制度确立以后的封建社会时期学术文化的（官方认定的）正统。这种“正统”学问发展的盛衰与分和、演变及更替等，往往与当时政治及统治者（包括管理者）意识形态的需要和社会背景，是紧密联系与相关的。也就是说，“经学”的产生与发展，对我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变化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推促作用和密切关系。并且对我国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领域的发展与变革，有着很大的影响乃至起到一定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可知，凡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及文化的人，对《诗》《书》《礼》《乐》《春秋》《易》等“经学”，还有对构成宋明理学基础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著作，都需要有所了解与认识。由于《易经》与《周易》、《周易大传》等，就是儒学“经学”的最基本和基础性“经学”的组成部分，故而对它们这些基础性知识地形成与组构，我们是不能不有所了解、认识与把握的。所以下面我们对《易经》的形成与组构，做一些简单概括性地介绍。

《易经》最早的成书年代，应是西周的初期。《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古本竹书记年》载有：“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方，俘二十翟王。”该事在《易经》经文中也有所记述。即公元前168年前的西汉初期所抄录的《帛书易经》中，“未济”卦的九四爻辞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商于大国”可以佐证。这说的是：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协助殷商（武乙）征伐周西部的一个翟（狄）的大部落——以游牧狩猎为主的“鬼”方。历时三年之久，共俘获其20个翟王（首领），故而周王才得到了商王武乙的奖赏。而通行本《易经》“未济”卦的九四爻辞却曰为“有赏于大国”。此语应与据东汉后期（175年）“熹平石经”石刻而定本的通行本《周易》更早期（前168年前，西汉初期）所抄录的马王堆《帛书易经》“未济”卦的九四爻辞“有商于大国”，应是指的同一件事的同一种结果。由此汉初帛本隶字书写的今文《易》传本的《帛易》文本的抄录，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到，《易经》、《周易》在西汉和东汉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排序思想、方法、“传”辞、卦名、卦辞、爻辞、应用文字、文义的一些理解与解读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虽然比通行本《周易》中多了一些有关占筮的内容的叙说，但是基本仍是以汉朝通行的以理、义解《易》的方式解译相同。

此外，《易经》的“既济”卦的九三爻辞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假借孔子之口在论述《易纬》中的这段爻辞时（《易纬》应是汉朝公元前104年《太初历》颁发之前若干年才成书或传世的书。孔子是不可能述及他去世后近400年后的书中的内容的），他认为这是指“高宗征伐北方的鬼方”之事。即指的是商王高宗（武丁）征伐的北方的“鬼”方。而在殷墟武丁时期的众多主要的甲骨刻辞记录中，却并没有明显而频繁的武丁讨伐北方“鬼”方的记述。可见孔子或假借孔子之口的人，当时对这段历史的记述的了解与认识，可能是有误的。

通过卦象、爻象的关系及当时的历史事实地分析来看，这里的“鬼”方与“未济”卦九三爻指的“鬼”方，记述的应是一回事。这里的“高宗”指的应是文王的父亲“季历”，而不是商朝的“武丁”才是。因为从易卦、爻的“互补”表述意义上来说，三、四两爻无论从“互补”性还是“对称”性来说，都是指的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都是经历了“三年”才解决了的同一件事情。而且三、四两爻又是“则非其中爻不备”的起决定作用或关健性核心的事物内含，故而它也应指的是周朝核心领导人的事情，而不应是指被周朝消灭了的商朝领导人的功绩。周朝人应不会以殷商核心人物的重要历史功绩的面目，来对周人及其后嗣进行表白性的教化的。也有可能该“高宗”一说，是后儒们故意牍撰或删改的。借以来表白与说明西周初期的周王们，是具有不忍杀戮的以“德”性治朝的观念的。这也正好符合了孔子学说创世时期对周王朝崇仰的基本的认识水平的。

周朝时征伐的“鬼”方是接受了殷商（大邦、大国）的委派，才在自己西邻进行地讨伐消灭其他敌对邦国的行动，经过三年的时间，终于将西邻“鬼”方之乱平定。于是其爻辞才有“有商（赏）于大国”的结论。而商朝的武丁时期的“鬼”方，是在当时殷商王朝的北部的地域，中间还隔着两个北方最强横而又爱闹事的大邻邦“土”方和“吉（上工下口）”方，故知殷商最主要需要讨伐平定的对象是北方的“土”方和西北方的“吉（工口上下组成）”方强敌的威胁，而并不是更远于“土”方地域更北边的“鬼”方的威胁（若不能强行地伐过“土”方的疆域，是不能形成对商的直接性的威胁的）。故而在殷商“武丁”时期的“殷墟甲骨”刻辞中，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多次明显屡屡“伐北方鬼方”的记述，却有大量的“伐土方”、“伐吉（上工下口）方”的刻辞记述。请见以下地域分布形式两图 （附商、周朝地域图）图缺

在西周的金文中，还有一次伐“鬼”方的记述，就是“小盂鼎”的鼎铭记述的实际内容。即康王二十五年（约前1002或前995年），盂奉康王（周康王）命“征伐鬼方”。第一战就捉得“鬼”方首领（兽）三人，割耳四千八百多人，俘获一万三千多人。还俘车三十辆，俘牛三百多头。这只是盂奉周康王之命两次“西伐鬼方”中的第一次战果的记述——此已是周文王之后的第三代周王（不包括周公）的作为了。

除此之外——

《易经》中有十几（至少13）处记录与“王”有关的爻辞，还有1处“天子”、1处“国君”、3处“大君”有关的爻辞。这些不同的称为，也说明这些“经文”的形成，是经历了漫长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时，还可以看出，该“经文”的收集者，不会是“王”一级的人物自己所撰集的作品。虽然文中存有“升”卦六四爻曰：“王用亨于岐山”、“随”上爻曰：“王用亨于西山”及“小过”六五爻曰：“自我西郊”等语。这只能说明当时的西周的文王等王们，的确曾居于“岐山”一带，但这都构不成是“文王演周易”及“拘羑里而演周易”的根据。何况从商殷之前的夏朝以前的“颛顼时期”，为了保证占卜行为的严肃与权威性，颛顼经过两次“绝地天通”的改革后，所有的占卜、祭祀行为，都是由专职的专业人士来司理与完成的。夏、商、周时期，这些工作一直都是由专司占卜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根本就轮不到非得大王、邦主、天子们亲自直接来操持完成的可能。所以说正宗易经大衍筮法，“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重卦”、“周公写象、爻辞”等说法正宗易经大衍筮法，应是“儒家”编造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周文王做为人质被拘禁于羑里时，殷末的商纣王又怎么能允许周文王能在羑里被囚困期间里，能自由主动地研究整理只有商朝“王家内部”才能掌握与使用“中”（筭中）的占筮技术和方法呢？！而且通过卦、爻辞的记述内容来看，文王、周公等王，当时怎么还可能编辑出其身后的一些西周王朝的历史事实呢？！

比如，《易经》里的“晋”（䷢）卦的卦辞中曰：“康侯用锡马蕃庶，昼夜三接。”近人顾颉刚先生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认为，这里的“康候”，实际是指西周时期的“卫康叔”的事。而“卫康叔”乃是周武王的弟弟。也就是说，由于这句卦辞所记述的应是武王或武王之后的事情，所以说，该卦辞并非是文王所能作的。

【注：由此看来，我在《易象延——易象及其延伸》一书“下册”开始（995至1038页）的“传统《周易》中的八卦象意”一节中，按“伏羲画卦”；“文王写卦、彖辞”；“周公写象、爻辞”；“孔子写‘象传’（又名“大象”）、‘文言’、‘说卦’”等进行分类归纳“八卦之象”的易学发展阶段历史的根据，又是受了某些儒家易学想象性认识的忽悠所迷惑，所导致的对易学发展史的某些不健全、不准确或者是错误性分段地认识与判断。因为这些分段性的结论，基本都是根据《易传》的“系辞下”里第（二）节所列举的那13个卦（重卦）的（设想及想象性）具体应用于历史的举例地分析：《易经》的形成及构成“经学”，以及儒学《周易》“义理”发展的某些编纂性历史中，综合推断出来的结果（其中，许多历史的资料与依据的判断结论：《易经》的形成及构成“经学”，是缺少充分的考古和历史史料的佐证及支持的——尤其是周王朝的中后期，更是如此）。虽然分类时的易学发展历史的分段时期很有问题，甚至是错误的，可是对其中“八经卦”之象的早期对应内涵的认识与确定，还应该是明确的。】

再比如，

除了“小盂鼎”记述的周康王（文王后第三代王）“伐西狄鬼方”外，还有：

《易经》中：

“屯”初九曰“磐恒，利居贞，利建侯。”

“豫”卦辞曰：“豫，利建侯，行师。”

这是西周初期文王后的第一代王周公东征之后，推行的分封诸侯，建置四方诸侯，借以使诸侯们的势力范围，互相制约，同时出师讨伐，消灭那些犯上作乱、不听话的诸侯。《易经》中有“利建侯”两处。“不事王侯”之侯一处。

在出师征战中，“师”初爻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说明战斗的军队，一定要有严明的纪律来约束军队的行为，这是获取胜利的根本保证。若失去纪律的约束，军队就会陷入凶险的境地。

由于西周周公东征胜利后，还采取了分封诸侯的政策，同时还要不断地培训提高各诸侯属辖军队的作战及配合能力。所以周公要求所有的诸侯军队，都要借大规模的狩猎活动的形式，以训练军队的作战与配合能力。因此“师”六五爻曰：“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说的是，在狩猎活动中，猎获或捕捉到猎物当然是没有错的。如果是长子为统帅，弟子们把尸体分别用车来拉时（说明是死人的“凶”象；也说明兄弟二人各顾各自的目的——心不齐），这是凶险的预兆。这种记述不同时期的“田猎”活动的卦爻辞，在《易经》中共有五处。

每次征讨战争胜利后，大家都会得以论功行赏。所以“师”上六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大君”是指周王。“开国”是指分封诸侯并开创千乘国家。“承家”是指传承以及分赏卿大夫们的官爵——“世袭百乘之家”。在这些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关头，“小人勿用”——不能启用别有用心的“小人”。以免发生叛逆或祸乱。

对于当时西周时期的“王朝之大事”来讲，一般主要就是指“唯祀与戎”。因此可知，当时周王们对祭祀与军戎出征讨伐是非常地重视。并以其为国家及王朝的头等大事来对待。

比如：

“离”卦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这是说，周王出兵征战中，嘉奖斩得敌人首级及擒获敌人的重要人物的将士。出征胜利后，还要进行（还“资斧”、“斋斧”于庙的）祭祀。

在全部《易经》中，有关与出师征伐有关的“师律”、“左次”、“大师”、“行师”、“征”、“伐”、“狩”、“戎”之辞，至少有十五处之多。

比如：

“益”卦六二爻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亨于帝，吉。”

“随”卦上六曰：“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丰”卦辞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萃”卦曰：“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正宗易经大衍筮法易经在线，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以上不论是以“益”卦的“十朋之宝龟”，还是“随”卦“先被囚禁，后被释放”（文王、箕子均如此），坐车前往宗庙并拴好马匹之后进行祭祀；再者“丰”卦用“日中”之时，以及“萃”卦到宗庙接见许多大人，并用大牲口进行祭祀等，这些祭祀方面的记述，反映了西周初期的周王们对亲自参加祭祀活动的重视。甚至都影响到连一些王的在位记年的时间，都以“岁祭”的次数与年头，做为史纪的依据之一了。比如，“隹王三祀四月”。即指“某王即位三年四个月”之意。这又是把“三祀”中的“祀”，当作“王年”中的“年”来用的方法。这就是由于周朝之王，每年都必须举行一次盛大的“国祭”，才延伸出来的这种以“祭祀”次数来对应记述该王“王年”的方法。《易经》中有关与祭祀有关的卦爻辞——“亨帝”、“禴”、“禴祭”、“亨”、“亨祀”、“祭祀”之辞，共有八处。

西周初期，为了巩固周王朝的势力及地位，对那些不来朝拜的方国和诸侯，称之为“不宁方”、“不宁侯”、“不来侯”或“不庭方”。而且还必须得震慑与安抚这些不来朝拜者。所以把安定“不宁方”、“不来侯”的问题，作为王朝重要的对外的政策与方针来对待。把“不宁方来”的主动性行为，作为非常吉详的大事。于是“比”卦卦辞才曰：“不宁方来，后夫凶”。这是说，对于那些（不是主劲动）不得以而“后来”来贡拜的诸侯们，实行严厉的制裁（后夫凶）。并且还辅助以运用了专门对付该“不宁侯”的“射不宁侯”的巫术技术，来进行对待与处理。

《易经》经文中还有有关西周当时的以“八卦九宫”布局的“井田制”的一些记述。比如，“无妄”卦的二爻爻辞曰：“不耕获，不菑畬”。再如，“巽”卦的四爻爻辞曰：“田获三品”可以印证。“井田制”的推行、贯彻与记述，到了东周时期“井田制”的耕作方式基本就停止了。由此也可以看到，《易经》中有关与“井田制”有关的卦、爻辞内容，应是在东周以前西周时期完成的编撰性汇集。当然也是说，全部《易经》内容是在西周时期完成其编辑性汇集的。因为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开始。而东周又分春秋与战国两个大阶段的分期历史。而公元前672年的春秋时期，《左传》中已记述有“以《周易》见陈侯者”的筮例了。说明在东周初或之前，《易经》（《周易》）已完成了基本成书的过程。

另外，《易经》还记述有许多西周历史初期时的史实与事实（详情请见我所著的《易象延——易象及其延伸》一书。我将其《易经》中记述的主要事物内容，共分成为32个大类型，414个象义内涵专项专题。同时将《周易》“八卦”卦义分为18个大类型，78个象义内涵专项专题。还将《易传》中的象义分成了28个类型，242个象义内涵专项专题。请参阅）。可以说，《易经》是西周时期的一些卜筮资料的汇集与整理。是借以《易经》或《周易》的文本形式，对西周的历史进行全面的表述与反映。以对其后的王朝及其子孙们，进行普适性的传承与教化。具体分析与归类等，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说了。请同时参阅《易经》或《周易》的通行本或其他各种各样有关《易》的具体原著和原创。

由此看来，《易经》的最早的成文时间，也应是在西周的初期才是。

自古至今所遗存或收集的历史资料和文献里，其中，西周初期开国时的历史资料、文献等，比较多也比较全，但是许多内容都是经过后来的“儒家”编辑与编制并符合“儒家”思想需要的内容。而西周中后期的历史资料、文献等，就相当的不齐全，甚至缺乏了。好在现在还有500篇以上的西周时期的金文记述文献资料的存在，故而这些文献资料对当时历史的见证，就显得是特别的珍贵与重要了。再加之近些年来考古、挖掘、整理的西周及周原甲骨等历史证据的出现、搜集与完善，这对西周历史（包括易学史）的进一步的完善与充实，将会提供更多、更准确的一些历史与事实依据。

研学易学及“象数易学”，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易经》的基本构成。知道它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

乍一看，会是由“卦辞”与“爻辞”组成。“卦辞”及“爻辞”是《易经》之“经”的基本组成部分。

一般通行的《周易》著作翻开来，首先看到的就是“经”的部分。其由“上经”30卦，“下经”34卦组成。上下“经”加起来共64卦。这64卦呢，一卦又是6个爻，所以64卦一共有384个爻。加上“用九”和“用六”两个对应于特殊性的爻辞，总共有386个爻辞。

因为儒家的《易传》中推崇说，较古老的筮法是“蓍草法”（又名“大衍筮法”）。现在我们一般往往是用其简化后的3个铜钱随机抛掷的方法来成卦的。即《火珠林》、《卜筮正宗》、《增删卜易》、“六爻课”中的成卦方法。具体操作是：将3个铜钱同时分别抛6次，决定出来6个爻，又把其投抛的每次对应的结果，由下往上的对应组成一个六爻卦。这是“蓍草法”被改良后的一种成卦的方法。在较古老的“大衍筮法”（蓍草法）中却不是这样具体成卦的。

未完待续......